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社会团体多会邀请著名书法家或前清遗老书写对联，是当时的一大特色。石刻对联多采用香港常见的花岗石为基础，由工匠按照书写者提供的书法刻凿。

在众多保良局的对联中，以岑光樾太史挥毫数量最多。岑太史与朱汝珍太史一样，应考中国史上最后的科举，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从碑记上的「甲辰翰林」印章可以看到他的出身。

自1950年起，每届董事会完成一年任期后，保良局会为该届全体总理竖立碑记一幅，镶上时任总理瓷相及碑刻记录当年大事，以作纪念。

铜锣湾局址初建早期，现时博物馆位置原为总理会议室，供董事会召开会议及办公之用。博物馆门口房间部分，在1930年代曾为候讯室，录取预备入局妇女儿童的口供和身世。

在1950年前，保良局尚未设有局徽或象徵图案。保良局局徽由当届总理佘公正先生之子余帝传先生设计，让大众对保良局的形象更为深刻，同时彰显保良局的保赤安良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