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社會團體多會邀請著名書法家或前清遺老書寫對聯，是當時的一大特色。石刻對聯多採用香港常見的花崗石為基礎，由工匠按照書寫者提供的書法刻鑿。

在眾多保良局的對聯中，以岑光樾太史揮毫數量最多。岑太史與朱汝珍太史一樣，應考中國史上最後的科舉，中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從碑記上的「甲辰翰林」印章可以看到他的出身。

自1950年起，每屆董事會完成一年任期後，保良局會為該屆全體總理豎立碑記一幅，鑲上時任總理瓷相及碑刻記錄當年大事，以作紀念。

銅鑼灣局址初建早期，現時博物館位置原為總理會議室，供董事會召開會議及辦公之用。博物館門口房間部分，在1930年代曾為候訊室，錄取預備入局婦女兒童的口供和身世。

在1950年前，保良局尚未設有局徽或象徵圖案。保良局局徽由當屆總理佘公正先生之子余帝傳先生設計，讓大眾對保良局的形象更為深刻，同時彰顯保良局的保赤安良精神。